​萧红：从“战争”到“个人”的焦点转移——对抗战题材的别样处理

萧红：从“战争”到“个人”的焦点转移——对抗战题材的别样处理

作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萧红以其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闻名于世。而其于1938—1939年间在重庆连续创作的一组短篇，即后来以《旷野的呼喊》为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却历来为学界所忽视。

鉴于此，以该小说集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其对抗战题材的特殊处理，对小人物心声的体察，以及对常与变下世态人心的展现，进而论证其在萧红创作史上的特殊意义。

1938年9月，萧红离开武汉到达重庆。“萧红到了重庆后又恢复到她离沪至日本前一两年时多产的写作状态。她这段时间总共完成了六个短篇，后来出了单行本。”

这个单行本即小说集《旷野的呼喊》。该书在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署名萧红。包括《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逃难》共七部短篇小说。

1946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再版时，删去《黄河》一篇。然而该小说集自问世起就未曾享受过萧红其他作品那样的热度，无论是普通读者、评论家，还是文学史家，似乎均对其颇为冷淡。

而以该小说集或其中的某篇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更是寥寥可数。鉴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专门论述该集，对该集中所体现出的对抗战题材的特殊处理，对小人物心声的体察，以及对常与变下世态人心的展现等几个方面予以关注，进而论证该集在萧红整个创作历史上的独特之处。

这组作品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作者对抗战题材的独特处理，使其成为抗战初期“国防文学”中有别于大多数富有宣传性和战斗性作品的一朵“奇葩”。

一方面，这几篇作品(因《黄河》在1946年版中被删去，故在本文中不再讨论)无一例外都和抗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具有“抗战文学”所强调的宣传性因素。

《朦胧的期待》讲的是女佣人李妈送恋人金立之上前线的故事，作者借即将奔赴前线的金立之之口，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次，我们打仗全是为了国家，连长说，宁做战死鬼，勿做亡国奴，我们为了妻子，家庭，儿女，我们必须抗战到底……”

《旷野的呼喊》则讲述了身为儿子的年轻人，借着帮日本人修铁路的机会，瞒着父母破坏日军铁路线的故事。《莲花池》则更是直接表现了位于沦陷区的祖孙两人在日本人压迫下双双殒命的过程，读后不免令人激愤。

《孩子的讲演》说的是一个抗战服务团中九岁小团员的故事，他有关抗战的缺乏逻辑却又朴实的“讲演”让人动容:“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以上四篇作品都直接表现了侵略或反抗的主题和题材。

另外两篇作品《逃难》和《山下》对于抗战这一话题虽不像上述作品般直接触及，但同样以抗战作为背景。不难发现，以上摘引的片段与当时一些带有鼓动色彩的抗战宣传作品类似，明显具有“抗战文学”的特点。从这个角度上说，这部小说集属于“抗战文学”和“国防文学”的一部分。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进行文本细读后不难发现，这些所有的抗战因子都只是故事的背景而并非故事本身。

因此，如果换一个角度，上述的一系列故事似乎用如下表述更为恰当:《朦胧的期待》讲的是李妈得知恋人即将奔赴前线时的心理变化;《旷野的呼喊》则表现了陈公公老两口因为儿子离家而又返家，以及儿子参与抗日与否等线索所引起的心态转变。

《莲花池》则塑造了一个幻想着凭借自己能力养活小孙子的老人形象，老人为这唯一的愿望不惜与日本人合作充当汉奸，但这一并不过分的愿望最终仍因日本人而破灭;《孩子的讲演》展现了一个抗战服务团小团员在做一个关于抗战的演讲前后的心态变化;《山下》呈现的则是大后方，一对小镇母女的平静生活被前来逃难的“下江人”所打破的过程。

由此可见，“抗战”这一题材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成为了一个个被讲述故事的幕布。作者的关注点不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背景下受战争影响，而又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普通人的命运，如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军属对亲人的不舍和惦念，后勤人员的付出，大后方人民因为战争而受到的间接影响等等。作者以代入而非旁观的态度去对待笔下的这些芸芸众生:“她带着自身强烈的生命体验走向战争中的边缘人物，关注人的命运，同情人的遭遇，从中发掘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直达人类生存的某些本质。”

96战争不再是直接被讲述的对象，而成为了体察人心，检验人性最有效的工具。作者一方面借助这些故事的抗战背景表达了渴望人民反抗侵略的希冀，另一方面则始终没有把抗战作为想要表述的核心母题。

于是，上述的那些口号性宣传因其融入了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而不再成为单纯的宣传话语，使得读者在阅读后会自然接受而不觉丝毫的矫揉造作。

因此，《旷野的呼喊》这一问世于抗战全面爆发时期的小说集无疑是“国防文学”中的一股“异流”，它既是“国防文学”的一部分，又与同时期那些热心于抗战宣传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其扩展抗战题材的尝试，以及将聚焦点由战争转向个人的创作个性，在仍然处于抗战初期的当时来说，难能而又可贵。

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更加注重它的独特之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从这点来看，萧红抗战题材的小说尽管没有恢宏的战斗场面，没有‘宣传民众、鼓动民众、教育民众，把他们训练成全民长久抗战的战斗员’的积极意义，或许还显得悲观消极了一些。然而，相对热闹而贫瘠的抗战文学，萧红的小说可能更有人情味，更富超越性与永久性。”

除了《山下》，集子中其他几篇作品同样是以“变化”作为线索的。《朦胧的期待》展现的是李妈得知恋人要上前线后发生的心态变化;《旷野的呼喊》则表现了陈公公老两口因为儿子离家而又返家，以及儿子参加抗日与否等线索所引起的心态转变;《孩子的讲演》展现了一个小孩子在做一个关于抗战的演讲前后的心态变化……

以上可以看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用“变化”来充当人性的舞台和检验场。这些小人物们在种种变化面前的态度和情感的流露早已超出了作者的控制范围，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无法对这些在变化面前流露出的人性和感情品头论足，但仅仅是直观的感受就已经让人难以忘怀。因而，常与变下的世态人心的展示，无疑是《旷野的呼喊》这部短篇小说集所做的努力之一，也是萧红创作史上的特殊所在。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因早逝而没能留给读者太多作品。遗憾的是，在本就寥寥的作品中，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本文着重分析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不得不说，该集因以下几点使其在萧红的创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首先，该集对于抗战题材的处理，是萧红创作中的代表性示例。抗战不是作者要表现的全部，而是借以展现那些战争边缘人物的幕布。这种对战争本身不甚关注的战争书写抗日洪流下同时代的作品中实属罕见。

其次，对小人物日常生活和内心呼声的关注，使得作者在本集中流露出对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启蒙性思维的反思。最后，作者在该小说集中大量使用常与变的交替来考验那些最底层的人们，以此展现出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

鉴于以上所述，小说集《旷野的呼喊》实不应被学界所忽视。

在抗日洪流下同时代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其次，对小人物日常生活和内心呼声的关注，使得作者在本集中流露出对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启蒙性思维的反思。最后，作者在该小说集中大量使用常与变的交替来考验那些最底层的人们，以此展现出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