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论语》绎读之一七六

为尊者讳——《论语》绎读之一七六

7.31 陈司败①问：“昭公②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③，曰：“吾闻君子不党④，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⑤。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⑥，人必知之。”

【注释】

①陈司败：陈，即陈国；司败，官名。陈为虞舜之后，故从虞典，合司寇、司马为一官，名司败，主攻伐及刑政。

②昭公：鲁昭公，名裯chóu，继襄公之位。《周書諡法解》：“容儀恭美曰昭。”可知昭公素有知礼之名，故得谥为“昭”。朱子《集注》：“（昭公）习于威仪之节，当时以为知礼，故司败以为问，而孔子答之如此。”

③揖巫马期而进之：

揖，作揖礼请。皇侃《义疏》：“揖者，古人欲相见前进，皆先揖之。”

巫马期，孔子弟子，姓巫马，名施，字子期（或作“子旗”），小孔子三十岁。

进之，使之进前。刘宝楠《正义》：“夫子见陈司败，巫马期为介，入俟于庭。及夫子退，期当遂行，而司败仍欲与语，故揖而进之也。”

④党：偏私，袒护。陈司败指责孔子有意为昭公的背礼行为遮掩回护，称孔子“有党”。

⑤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

取，同“娶”。

吴，吴国，泰伯之后。泰伯为周文王伯父，鲁为文王之周公之后。吴鲁都是姬姓。

同姓，按礼法，古人讲究同姓不婚。

吴孟子，昭公夫人的称号。昭公娶吴女为夫人，系春秋时代的大丑闻之一。按惯例，对夫人正常的称呼方式是以国+姓，齐国来的姜姓称齐姜，宋国来的子姓称宋子，吴国来的姬姓应该称“吴姬”，昭公明知娶同姓违礼，于是讳称“吴孟子（大约这位夫人在家中排行老大，故称“孟”）。 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造成了很多礼制上的麻烦。首先是没法上报周天子，得不到正式承认。《礼记·杂记》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注云：“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受吴孟子一事影响，后来的夫人也不命于天子了。其次是给鲁国的史官出了难题。《礼记·坊记》说：“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注：“吴鲁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姬曰吴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书夫人某氏薨。”孔子修《春秋》，干脆把昭公娶吴女为夫人的记载全部删去，只在哀公十二年下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传》称：“昭公娶吴，故不书姓。死不赴，若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传》何休注：“不称夫人，不方薨，不书葬，深讳之。”

⑥过，过错。后人不肯承认孔子有过，众口一辞称孔子是代昭公受过，理由是：“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见《礼记·坊记》）大意谓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此处夫子言“有過”，是自居于昭公之臣，故代为受过。愚以为此义未通。昭公時，孔子并未出仕，昭公之过跟孔老师有半毛钱关系？本章陈司败直截了当批评孔子“有党”，孔老师所承认的“过”只能是此“有党”之过，而非彼“娶同姓”之过。后儒刻意维护圣人的光辉形象，不惜曲解文义，亦是过矣！

【翻译】

陈司败问到：“鲁昭公知礼吗?”孔老师答：“知礼。”孔子告辞退去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请他上前，对他说：“我听说君子不护短，难道君子也会护短吗？鲁君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是同姓，称她为吴孟子。鲁君如果知礼，天底下谁还不知礼呢？”巫马期把这些话转告给孔子。孔老师说：“我真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给我指出来。”

【绎读】

孔老师为什么要为昭公遮羞护短？他自己并未明言其中的缘故，后代司马迁替他说了。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按，《史记》所述与《论语》本章文句大体近似，但多出一句孔子自辩语，揭示为君讳的缘故是遵礼而行。尽管司马迁为孔老师辩护的欲念十分强烈，但仍然保留了夫子坦率认错的内容。

人臣之义，当掩恶扬美。所以记君过何？各有所缘也。掩恶者，谓广德宣礼之臣。所以为君隐恶何？君至尊，故设辅弼、置谏官，本不当有遗失。故《论语》曰：“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此为君隐也。——《白虎通义·谏诤》

按，到了《白虎通义》这里，以孔子为鲁君隐过为据，把“掩恶扬美”上升为普遍的“人臣之义”，丝毫不提及孔老师的自我批评，意识形态的演化之迹可谓昭然可辨。

本章所要表彰的夫子之德有两项：一是遵礼，二是受过，但这两项美德实际上具有内在冲突。既知过，就要改过；既改过，就不得再为鲁君隐讳。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不可言君亲之恶”是礼法的明确要求，孔老师向来严格遵礼而行，打死也不会违礼。这实际上是个死结，不但孔老师陷入两难，儒家伦理学也面临危机。 可能的解决路径有两个：要么取消臣为君隐的礼法约束，开放言论市场；要么把“掩恶扬美”的教条绝对化，根本不承认隐君恶为过，实际上就是取消“过”的问题发生之可能。从历史走向来看，选择的是后一条路径，上引《白虎通义》文即是明证。

《白虎通义》还特意打了一个补丁，为了不使为君隐恶之类的臣之过发生，终极办法是使君无恶，故强化辅弼和谏官的职能，意图防患（君之恶）于未然。貌似逻辑上通顺，但事实上不可能行得通，因为“君至尊”的大前提是谁也打不破的。更搞笑的是，按《白虎通义》所设定的逻辑，如果臣谏而君不听，恶依然发生，岂不是又成了臣之过？

回到孔老师这里。《荀子》书记载有孔老师另外一个段子，与本章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道》

按，“练”是白绢，指代一种礼法，即父母去世周年祭时孝子要头缠白绢行礼。按礼制，孝子居丧期间只能睡席而不能睡床，“练而床”是明显的违礼行为。孔老师（其实是荀子借孔老师说事儿）当然认定“练而床”是恶，正象认定娶同姓是恶一样，但一对应到“鲁大夫”这个具体对象身上时，他就拾起另一条“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的原则，对恶缄口不言，正象以“不可言君亲之恶”为依据，为鲁昭公回护一样。

从《论语》透露出的消息来看，夫子所奉持的隐恶准则，适用范围似乎并不仅限于君亲或大夫等尊者，而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按，郑玄解“方”为谤，意思是“言人之过恶”。孔老师对子贡好揭人短的毛病很看不顺眼，教训弟子：天底下就你好啊？你真是闲的蛋疼，哪有那么多功夫嚼舌头！

这让人立刻想起老子给孔子的忠告：

（孔子）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 ——《史记·孔子世家》

明知是恶，但又不揭破（发），不议论（议），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世故乃至乡愿；承认一般的善恶原则，但面对某些个案时又依照另外的原则不置可否，那是非善恶的普遍原则还有什么用？

有用，看用在谁身上。孔子和原始儒家尊奉的信条是，道德戒律主要不是用来律人，而更重在律己。把道德当棒子使，专打别人，那是后儒的恶习，至少在孔子这里，自省或自律才是要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又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篇）又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颜渊》篇）本章孔老师接受批评承认过错即是体现“求诸己”、“躬自厚”、“攻其恶”原则的案例。

只有把责人和责己关联起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儒家伦理学中的人己关系学说，也才能给“为尊者讳”找到合理的根据。常言道“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格言联璧》），如果只是“莫论人非”而没有“常思己过”，乡愿而已，两者加起来，方为君子气象。

由此再进一层，在践行礼法的生活实践中，自律的原则也远高于他律。仍以本章为例，礼法要求“不可言君亲之恶”，首先要保证自己遵礼而行，此为自律；而同姓不婚同样是礼法要求，批评昭公“取于吴”属于律他，律他不应该先于律己，故孔子宁可承认“有党”之“过”，亦不肯陷自己于非礼。

董仲舒把“攻其恶”和“攻人恶”也即自律和他律的关系概括为“以仁治人，义治我”，发明夫子自治治人之义极其精当：

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 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春秋繁露·仁义法》

孔子修《春秋》，亦削去昭公娶于吴的记载，实不足为法。孔子与陈司败闲谈，为昭公隐恶，尚囿于私人生活领域，遵礼行事之私德无可厚非。但《春秋》乃鲁之国史，修史属于公共书写，直书无隐才是正道，再秉持为尊者讳的原则就违背了古之良史的传统。后世史家如杜预等向孔老师发出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此系另一话题，兹不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