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内阁人物：陆征祥

陆征(徵)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民国成立前,陆已升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后,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力邀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织建制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说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陆征祥功不可没。巴黎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逼他和代表团在辱国丧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和代表团的团员没有签。但回国后,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说因为陆代表不签字,日本人便报复山东人,使他们苦不堪言。陆征祥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请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后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

巴黎会议使陆征祥的外交报国理想彻底破灭。“弱国无工艺,弱国无外交”,他在回忆录中悲愤地写道。1921年,他递交了辞呈,决意离开外交部;1926年,他夫人去世;1927年10月他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正式成为一名修道士,1949年1月逝世于该修道院。

初入外交殿堂

陆征祥1872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终于撒手而去,这时陆征祥年方八岁。

陆征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确实是个见地不一般的人,很通达,也很务实。当时中国科举未废,做父母的总想方设法要送子弟上学,日后好得个功名,然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根本就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自己做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屡屡失利,又加上一些开明人士呼吁,政府也意识到应有一些懂外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办外交、主邮政、矿物和军事。

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父子将来也可安逸度日。陆云峰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确算是很出格的,因为那时大多中国人把学外语、留学海外、和外国人共事视为不齿,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要送他“习夷文”,“依附夷人”?由于进广方言馆要考古文,陆征祥被送进私塾恶补古文。陆征祥聪颖过人,两年里竟读完了一部《四书》,半本《礼记》,这就是他赴考前的学历和古文基础了,赴考广方言馆时陆征祥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少年。

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其间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后,他很快赶上了功课。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陆在同文馆刚学习了一年，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就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陆征祥任驻俄使馆翻译官，陆乃于1892年赴俄就任，时年21岁。陆当时并无意于外交，只想升一内官回国，奉养家父大人，尽孝子之责，然而许景澄却希望他作一外交官，从事外交事业。在许的劝导下，陆征祥写信征得了家父的同意，于是拜许景澄为老师，开始学习外交。

陆征祥初到俄国时只为一学习员，数月后许命他为四等翻译，1896年，升为二等翻译.同年冬，许景澄回国，杨儒继任驻俄奥荷公使，陆仍留使馆.1902年，胡惟德继任驻俄公使，陆晋加，参赞衔,1906年，陆升任驻荷兰公使，离开了俄国。陆在俄国首都彼得堡整整住了十四年.，处事谨慎细密，颇得历任公使的器重.陆任职俄国的这些年，清朝因东三省的铁路、领土主权问题多次与俄国交涉，先后签订了1896年的《中俄密约》,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1902年的《交收东三省条约》等条约。在交涉中.清朝的谈判代表，象许景澄、杨儒等，为维护国家利益，都曾据理力争，但在那个强权的世界里，对于一个国势纤微的弱国，哪有什么“正义”与“外交”可言，这些抗争，无异于羊与狼争，后果可想而知。陆征祥作为翻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交涉，这些经历使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弱国外交的屈辱，希望祖国强大的心愿也愈加强烈了。

驻俄期间，陆征祥还完成了一件终生大事一结婚。1899年2月12日，陆与比利时女士培德·博斐结了婚。培德生于1855年9月14日，他的父亲是比利时宫廷的一个侍从武官。培德这时随比利时公使住在彼得堡作私人教师.二人相识时，培德已四十多岁了.她谈吐娴雅，举止大方，情性敦和，遇事有主断，陆征祥对培德极为敬爱，婚礼也是按照培德女士所信奉的天主教的礼仪举行的。与一个外国女子结婚，当时风气未开的中国人实在不以为然，许景澄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担心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排外观念，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不如割一时之爱，求终身之乐.陆征祥却认定只要二人真诚相爱，一切歧视和藩篱都不能颠覆这一幸福的结合，最终毅然不顾老师的隐优，与培德成了婚。婚后两人感情很好。陆始终把培德视为自己的挚友，遇事常与她相商，事实上，培德也常常为陆参谋。

1906年，在俄都圣彼得堡经受14年外交风雨的陆征祥，经袁世凯举荐，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荷兰公使。在任期间，陆征祥成功地使长达30年久置未决的中国在荷属殖民地设领问题获得解决，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外交界的良好声誉。

1911年7月，陆征祥被任命为中俄议约专使，不久转为驻俄公使，负责和俄国谈判修订188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后因辛亥革命发生，俄国企图浑水摸鱼，故意拖延，谈判不得不中止。

面对政局变动，陆征祥采取了不平凡的举动。1911年12月31日，他联合驻荷公使刘镜人联名敦促清帝退位。1912年1月19日，他再次发电，望清帝“速断震衷，慨从众愿”。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中国驻意、日、德、英、奥等国公使纷纷响应，推动了国内政治变革的进程。

成功改组外交部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3月10日，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5月，陆征祥回国就任，决定按照欧洲模式重建外交部，彻底改变晚清外交机构弊端丛生、办事效率极为低下的局面。

首先，他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拟定了外交部组织法，严格按照要求设置机构;其次，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规定使领馆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第三，制定选拔外交官的原则和制度杜绝任人唯亲现象；第四，全面调整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的关系，由外交部统辖和管理使领馆人员、经费;第五，改革地方涉外机构，使其变为外交部直属机关，与地方政府合作而不相统属。

对北京外交部的成功改革，是陆征祥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经过他的努力，一大批懂外语、熟悉国际情势、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官出现在中国外交舞台上。

民国初年的国内政坛，云橘波诡，各派政治势力你争我斗，情势复杂。6月17日，回国不久的陆征祥即被推举出任代总理，后来又被袁世凯正式提名出任内阁总理，组织“超然内阁”。陆征祥就这样被推上了权力顶峰，但由于政府一切听命于袁世凯，结果他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靶子。长于外交拙于内政的陆征祥焦头烂额，不久即心灰意冷，一再要求辞职。8月21日、9月2日，袁世凯准许陆征祥分别辞去国务总理、外交总长职位。

中俄外蒙古问题交涉，成政治牺牲品

1912年11月3日，沙俄利用北京政坛混乱的时机，与外蒙古“独立”当局签署了独霸外蒙古、分裂中国领土的《俄蒙协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外交总长梁如浩呈请辞职。情势急迫，袁世凯决定再次起用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交涉解决外蒙古问题。

陆征祥重掌外交部，面临的处境很不乐观。谈判从11月底开始，历时六个多月，最后于1913年5月20日双方草签了《中俄协约》。虽然草约挽回了一些权益，基本维持了晚清的外交格局，但本质上仍是一个不平等协约。7月8日，众议院通过了该草约，但参议院却于11日即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前日否决了该草约。陆征祥在谈判桌上忍辱负重，几经周折换来的成果，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把它和其后11月5日签署的《中俄声明》作比较会发现后者使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受到更严重的摧残。

沙俄政府原本就对草约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为不满，听说中国参议院否决了草约，马上通知中方推翻和否认5月20日拟定的草约。此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使陆征祥深受刺激，他立即提出辞职要求，并表示要自杀以谢国人。9月4日，袁世凯接受了他的辞呈。

签下人生罪案

1914年8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立即以英日同盟为借口，趁机向在中国胶州湾租借地的德军发动进攻。日军大肆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袁世凯政府忧虑异常，但无能为力，只得宣布中立，并划设了“交战区”。11月，日军占领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以取消中国“交战区”相要挟，抛出了蓄谋己久的“二十一条”要求。一个公使公然向驻在国元首提出外交要求，这是前所未有的蔑视行为。然而，袁世凯迫于日本继续霸占山东的军事压力，只好与日本展开谈判。

1月27日，袁世凯任命刚从欧洲回国的陆征祥三度出任外交总长，接办民国创立以来这一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举行。一开始日置益就咄咄逼人，迫使中方接受其双方代表团成员各为三人、进行秘密谈判、不作谈判记录等无理要求。在谈判过程中，日置益更是蛮态毕露、盛气凌人，甚至不顾国际外交礼仪，拿起手杖敲打桌子，威胁陆征祥。日本政府为配合谈判，也频频调兵遣将，向中方施加压力。面对强盗似的对手，陆征祥以娴熟的技巧，软磨硬泡，未能使日本一夕而竞功。4月17日，“二十一条”前四号各条款的交涉接近尾声日置益又提出了开议第五号内容的要求，但始终没有遂愿。26日，日置益遂向陆征祥提出了日本最后修正案。

5月7日，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碟书。在日方的强大军事政治压力下，北京决定向日方屈服以期缓和局势。25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和日本代表签署了《关于山东省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条约》以及福建问题等13项换文协定，通称为“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签字后，全国民怨沸腾。

在中国积弱处贫的时代，办外交的人，内心是极为痛苦的，明知所谈者为丧权辱国，但不能不谈。于是，呕心沥血，折冲蹲姐，希望国家少丧一分权，轻受一份辱，结果仍得不到国人的同情。陆征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签署的“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权益，己成民族罪人。他向袁世凯提出补救建议: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

梦断巴黎和会

“二十一条”交涉，让陆征祥心痛莫名。为改变这一“人生死案”，他积极参与推动中国参战的活动。但他异想天开地以为，只要中国对德宣战，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由西方列强援手，既可帮助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解除日本的威胁，又可为自己洗刷历史罪名。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正式对德、奥宣战。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西方列强在积极利诱中国参战时，另一项肮脏的秘密交易也在进行。英、法、俄、意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密约，支持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从而种下了日后巴黎和会中国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种子。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收到了参加巴黎和会的通知。14日，北京政府派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以陆征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受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宣言的鼓舞，对和会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一扫近年来中国所受的屈辱，在外交上打个翻身仗，为此视巴黎和会为千载难逢的机会。

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27日上午，操纵和会的英、法、美、意、日五大国组成的“十人会”讨论处置德国殖民地办法。日本代表提出临时动议，由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于是山东问题凸现。中日两国代表围绕着山东问题举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顾维钧卓越的论辩，中国占了上风。但此后和会上五大国的利益冲突日益激烈，日渐暴露出分赃的本质。4月22日，在威尔逊住处举行的会议上，威尔逊向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宣读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日本获有山东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日本仍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陆征祥当即拒绝了这一方案但无济于事。美、英、法与日本代表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将山东问题写入《对德和约》第156 , 157 ,158条。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彻底失败，也使陆征祥通过和会“翻案”的梦想彻底被打碎。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政府因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对于对德和约应否签字，北京政府先是电令陆征祥签字，但又觉不妥，为逃避责任，竟想出一“绝招”:“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即把决定签字问题的球踢给陆征祥!

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在巴黎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举行。然而，留给中国代表的两个席位却一直空着。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国人的有力支持下，没有向蛮横霸道的西方列强低头!拒签对德和约，开创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被誉为“拒签英雄”的陆征祥，声望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但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强盗行径，使陆征祥深感失望和痛心。回到北京后更令他痛心的是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说什么陆代表不签字，日本便报复山东人!陆征祥诚恳地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此后，他闭门谢客，拒不到部办公。1920年2月13日，北京政府终于下令免去陆征祥外交总长职务。

栖身异国修道院

1926年4月，陆征祥感情笃深、给他极大助益的妻子培德去世。失去了感情依托的陆征祥，于1927年7月变卖家产，进入比利时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做了一名修士。陆征祥自认为进隐修院是:“既承许景澄先师之训练指导，复许先室以残身献事上主，借以作补赎功夫，减轻我一身对世界、对祖国、对民众之罪恶帐目。

清贫严格的隐修院生活，对陆征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他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革心洗面，刻苦学习拉丁文、神学和哲学。1935年6月29日，功德圆满的陆征祥被晋升为司铎。1946年6月2日，罗马教皇为嘉奖陆征祥苦修的诚心，特委任陆征祥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相当于主教)。

此后，陆征祥曾计划回到祖国，建立隐修院，以公教神修之学陶淑国人，使中华早日复兴，屹立于世界之林。自近代以来，鼓吹“宗教救国论”者不在少数，身体力行者也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会像陆征祥这样，经过在异邦潜心苦修，誓志要将天主教的精髓带回自己的祖国。

1949年1月巧日，陆征祥在比利时溢然长逝。去世前，他积自己一生的经验，用法文写成了《人道主义的会合》一书，作为留给祖国的遗言。